從西安市中心一路向西，
出了繞城高速后再經過鎬京大道，
便來到了舊時西周國都所在的豐鎬遺址。
走進灃河之濱詩經里景區，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
如今放眼國內，
以特定樂器為主題的博物館本就十分少見，
這座博物館卻在展示的基礎上，
還有另一重特殊身份。
而它的故事，
還要從創始人昭聞講起。
最初沒想過成立博物館
昭聞是北派古琴制作代表人，也是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古法斫琴代表性傳承人。他出生于醫學世家古琴博物館，大學時也在醫學院就讀。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古琴藝術的熱愛，他曾拜入九嶷派第二代傳人韓廷瑤門下學習撫琴，又追隨管派古琴制作大師田雙琨學習斫琴技藝。
2013年，他創辦了陜西省長安古琴藝術研究院，希望能夠從事一些西部地區的古琴相關音樂史研究以及古琴曲的發掘、打譜工作，最初沒想過成立博物館。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2016年的秋天。當時，昭聞前去參加西部文博會，他所在的研究院得到了一方30平米的展臺，剛好就在西咸新區展臺的對面。西咸新區恰巧正在籌辦一座以詩經為主題的文旅小鎮，也就是后來的“詩經里”。新區工作人員看到昭聞身邊的各種古琴，便主動與他聯系，提出了建設古琴博物館的想法。
“籌建博物館其實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昭聞回憶，“我們研究院這些人都不是文博專業人員，而是做藝術史、音樂史、古琴研究的人，專業上并不對口。而且，博物館并不是有了一腔熱血就能辦起來的，需要面對和解決很多很多問題。”不過，本著傳承和推廣古琴藝術的念頭，他和研究院理事會的同事們最終還是下了決心：要把這座古琴博物館辦好。
為了給自己補課，昭聞和同事們在博物館籌備期間跑遍了全國各地，考察了幾十座大大小小的博物館。“我們先去參觀了一些國有大型博物館，這是為了了解這些文博領域的標桿都是怎樣樹立起來的。但事實上，對我們來說，這些博物館的工作模式本身參考價值比較有限，我們能學習的更多還是他們的布展。”他坦承。
后來，他們逐漸將考察的重點聚焦在了小型的、行業內的民營藝術類博物館上。從西安周邊的秦磚漢瓦博物館，到江西景德鎮的中國瓷器博物館、瓷器公司的制作流程展館，再到杭州的絲綢博物館、茶葉博物館……“給我啟發最大的是瓷器制作流程展館和茶葉博物館，它們都是利用一個單列性的主題來做博物館。”昭聞回憶，“當時還趕上了西安市政府倡議要在五年里建設100家民營博物館，所以我們也得到了市文物局等政府部門的很多幫助和指導。”
古琴博物館的籌備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辦博物館需要啟動資金，但研究院的財務本身并不富余，昭聞便自掏腰包。“我們收集了很多與古琴相關的老物件，從漢代、唐代一直到清代和民國，各個年代的都有。但是真正最后用在布展上的，可能只占其中的10%左右。”這些經歷引起了他的思考。“博物館的布展需要強調體系性，某個或某組展柜擺在那里，要能把特定的問題講清楚才行。”他分享道，“布展專家告訴我們，雖然很多東西我們自己覺得有一定的文物價值，但是布展的時候用不上，或許放在旁邊當個裝飾品還可以。”
最終，在文博專家的指導和昭聞同事們的探索之下，古琴博物館確定了五個展覽單元的基本框架。其中四個單元分別展示中國古琴的起源、秦派古琴藝術、古法斫琴和古琴相關文獻典籍，另有一個展廳名叫“百琴堂”，展出從古代至當代的各種古琴。
讓文物活起來
回到最初的起點上，究竟是什么讓昭聞和他的同事們最終下定了克服困難的決心，來籌辦這座古琴博物館？
“受限于我們自身的條件，在文物展品方面，博物館確實可能沒法做好萬全的準備。”昭聞坦承，“但我們研究院在2013年至2017年期間開展的陜西地區琴史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古琴起源于長安。學術上或許還有不同的觀點，但我們有自己的歷史依據，因為七弦琴、減字譜都是在長安創制的。”
昭聞介紹：“談到古琴的起源，伏羲制琴、神農制琴的故事，固然在神話傳說中有所體現，但我們今天所談到的古琴都是七弦琴，又稱‘文武七弦琴’。這是因為，七根弦的制式相傳是由周文王和周武王所確定。在舊時五弦琴的基礎上，文王為了紀念自己的兒子伯邑考而增加了一根弦，武王伐紂又增加了一根弦。而我們博物館所在的位置鎬京遺址，就是過去西周宮殿的所在地。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古琴七弦琴恰恰就起源于這里。”
另一方面，在古琴的發展歷史中，減字譜的創造，被認為是一座里程碑。“減字譜又稱指法譜古琴博物館，通過記寫指位與左右手演奏技法來記錄樂譜，由唐末琴家曹柔創立，實際上也發生在長安地區。”昭聞說，“唐中期以前，琴譜都是用唐楷完整抄寫的‘古琴操作說明’，比如左手走到哪個音位、停留多長時間，右手哪根弦怎樣彈。這種方式十分繁雜，不易流傳，往往琴譜記錄兩三行，在琴上只彈一兩個音。現存最早的古琴譜《碣石調幽蘭》，就是用這種方式記錄的。它長460厘米、寬24厘米，但音樂實際上只有七分鐘。這份樂譜的原件保存在日本，我們的古琴博物館里有一件復制品。”
在古琴博物館目前的藏品中，最有故事的古琴，是一張元代“殘琴”。琴的主人是九嶷派古琴大師李浴星，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罹難，琴也損毀了一半。他的兒子李天桓現在擔任唐山市古琴學會會長，也是九嶷派如今的重要傳人。
2019年，昭聞為自己的師父田雙琨編寫著作《管派古琴制作與修復》，在后者的家中見到了這張殘琴。原本李天桓希望力求將琴修復，但當時已經86歲高齡的田雙琨認為已經不太有修復的希望。經過昭聞協調，李天桓最終將琴捐給了博物館。“其實對于一張琴來說，它已經不再是完整的，但是作為文物，它的價值很大，一方面它是九嶷派大師的琴，另一方面它還見證了唐山大地震。”昭聞說。
正如那句時常能夠聽到的話所說，“讓文物活起來”古琴博物館，古琴博物館也在探索與人民群眾更多的互動形式。昭聞介紹：“我們現在一方面在西安交通大學開設古琴選修課，每年派研究院的老師過去講授，博物館也成為了西交大的‘第二課堂’；另一方面，我們還面向小學組織研學活動，將學生請進博物館里面來。”研學活動中，除了參觀展覽和聆聽講解，博物館專門開發了一些只需要一至兩個小時就能學會的小型琴曲，現場輔導小朋友們吟唱并嘗試演奏，例如《靜夜思》或《關雎》；同時，還準備了雕版印刷的動手環節，讓小朋友們能夠親手將琴譜印下來，帶回家作為紀念品。
作為古法斫琴的非遺傳承人，昭聞現在還把自己的省級技能大師工作室設在了博物館里面。博物館目前總面積1000多平方米，大部分都給了幾個展廳。但昭聞還希望能夠再多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講究的就是活態展示和活態傳承。如果再有三四百平方米，我們還能把制琴的過程按照步驟劃分出幾個展廳，這樣我和學生平時在里面干活，觀眾就可以在外面直接透過玻璃窗看到制琴現場。”
博物館目前將大部分面積都給了幾個展廳，未來希望能有更多空間用來展示制琴過程
今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館日當天，古琴博物館延續過往的傳統，在小廣場組織古琴藝術匯演，提供給參觀者免費觀看。
靠什么生存
許多人可能都會好奇：博物館大多難免面對“花得多、掙得少”的問題，那么這樣一座免費參觀的民營古琴博物館，究竟靠什么來生存？
對于昭聞來說，這同樣是個棘手的問題。他坦言，現在還只能靠團隊里的其他收入來貼補博物館運營的開支。開源節流是注定的選擇，但也還需要做到更多才行。
昭聞所在的團隊最初是幾位古琴愛好者聚集起來創辦的，后來慢慢發展成為了專業化的民營機構，吸納了許多音樂學院古琴專業的科班畢業生加入。這個團隊目前一共40余人，用昭聞自己的話說，是“一套班子、四塊牌子”。這四塊牌子分別是古琴博物館、古琴藝術研究院、大長安雅樂團和一家公司企業，分別對應在不同工作或活動場合所需要的角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產學研一體化”模式。同一個人可能時而在研究院參與課題研究，時而在研究院下轄的琴館教學，時而在樂團中演出，時而又在博物館講解或帶隊研學。
在這四塊牌子中，公司承擔了主要的經營職能，包括古琴、書籍的出售，平日里博物館的“百琴堂”同時也扮演了展廳的角色。雅樂團也取得了演出服務的許可證，不時參加一些商業或惠民演出。從博物館的角度看，絕大多數的經費也都來源于此，僅僅能維持運營。昭聞自己也會將承擔的各級研究課題的經費撥出一些，用在博物館的發展之上。政府雖然也會提供部分事業經費，但數額相對有限，僅僅能夠維持硬件的基本運轉而已。
因此，支出方面，博物館將全職的工作人員壓縮到了六個人。他們主要負責基本的維護工作，如果涉及講解演出相關的任務，昭聞會從團隊里招募人手來參加。同時，為了盡量減少開支，博物館現在實行的是“免費不免票”政策，入口無人值守，參觀者只需要在閘機刷身份證即可進入。
如今，經過“產學研”之間的協調，古琴博物館總體形成了還算穩定的運轉模式，昭聞也將更多的心思重新聚焦在了古琴的研究、制作和文化傳播上。在他看來，藝術是有時代性的。“古人的東西要繼承，要發展，但是每個時代都應該留下有自己特性的藝術，我們當下也需要有時代特性的古琴音樂。這是非常值得思考和關注的問題。”他說。
文：蔣默然
圖片提供：中國古琴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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