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琴，又稱瑤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國傳統撥弦樂器，在中國近三千年的器樂史中，琴無疑是地位最尊崇的樂器，同時也是身負謎題最多的樂器。
制琴者何人，琴之“古”意源于何處。
它為何能夠穿越這么久遠的歷史風云而得以流傳至今？又為何能一躍超越“棋書畫詩酒花茶”，位居倍受古人尊崇的“古八雅”之首？
一切問題都要從古琴所承載的悠久歷史和其所承擔的社會功能說起。
一、琴的起源：神話加持下的傳奇樂器
所謂“八古雅”，便是指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行的”琴“、”棋“、”書“、”畫“、”詩“、”酒“、”花“、”茶“八樣事物。
此八者，真可謂人間的風雅之事盡數囊括其間，而琴能從中脫穎而出，一躍位居榜首，足見古人對琴的的喜愛與看重。
作為中國古老的彈撥樂器之一，琴的發明者至今存在爭議。追根溯源，現存的大部分古琴起源論都與神話時代的三皇五帝脫不開干系。
相傳神話時代天降大疫，華夏民族的始祖之一神農氏為了拯救蒼生，以君王之尊替百姓遍嘗百草，尋求醫藥。
并發明琴瑟，撰寫了古樂《扶持》《下謀》，用以述天地之德，表神農之和。傳說中他制造琴擁有教化人心的力量，可使民心向善，調和元氣，消除疾病帶來的恐懼。
而在東漢名臣蔡邕的記論中，造琴者者又從神農氏變為了上古另一位君王伏羲。
上述記錄作為古代學者追記的傳說，固不可盡信，但我們卻可以從中略略窺見古琴渾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行過了神話時代，時至先秦，琴便已開始在貴族間流行。
而根據現有的圖像及文獻資料來考證，琴的形制最遲在漢末便已大致定型，并流通至后世。
拋開傳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最早，也最科學的古琴起源論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
原始先民從勞動中總結經驗，發明了弓、矛等武器。
又在很偶然的機會下發現撥動弓弦能產生規律的震動古琴五弦對應的五音，若再施以一定的技巧，這種震動便可發展為音樂，這便是弦樂最原始的形式，也是古琴最原始可信的演奏原理。
從現今的記載以及出土文物來看，古琴的定型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過程，絕非一人一代之功。
1978年湖北隨縣(今隨州)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以及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出土的七弦琴多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古琴。
盡管這些出土的文物古琴形制與現今并不完全相同，但相較于其復雜的幽深的人文意義，它們的構造非常簡單。
起初只有上下各一塊木板拼接而成的共振箱，搭配以蠶絲或麻制成的琴弦。經過歷朝歷代的改良之后又增加了雁足、琴軫、琴徽等零件，逐漸形成了今人所見的古琴。
二、琴以載道：承天地精華的“禮器”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其他歷史悠久卻只用于演奏的民族樂器，古琴幾乎是從誕生之初便被各個階級的演奏者們賦予了濃厚的人文意義，這也造就了琴“古八雅”之首的地位。
要闡明古琴的“禮器”功用，首先便要明白中國古代傳統的文化理念。
“文化”一詞乃是“人文化成”的縮寫。
中國古人認為，所謂文化，便是人通過對于自然運行之理的體悟，以及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反思，達到一種整體的和諧，從而實現“天時地利人和”。
而琴之所以能承擔起教化民眾的作用，便是因為它在被創造之初便不單是一種娛樂工具，更是作為蘊含天地精華的禮器而存在的。
將時間倒推回遠古，古籍中記錄的神農、伏羲，堯，舜等君王用它來引導民眾超脫疾苦，感悟天地的運行之理。相傳在諸圣造琴之后，舜將琴定為五弦。
古琴的五弦由上至下分別負責演奏“宮”、“商”、“角”、“徵”、“羽”五個音階，五音又象征了“君”、“臣”、“民”、“事”、“物”五類社會階級。
而后文王增一弦，武王伐紂又增一弦，是為七弦琴。
文、武二弦象征著君臣和合之恩，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政通人和”的理念，而琴面上的十二徽又分別象征了十二月，居中最大之徽則代表了閏月……
諸般意象堆疊，將古代最核心的人文與政治理念濃縮在了一張琴上，由此達成了最初的和諧。
（古琴結構示意圖）
縱觀古代歷史，與琴相關的記載多散落在文人雅士們的生平記錄里，這便是古琴人文意義的側面體現。
明代馮夢龍編撰的《警世通言》中記有春秋時期的琴師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壯舉，而在孔子時代，隨著“君子六藝”的誕生與流通，琴逐漸成為了文人儒生們的必修樂器。
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后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于是刪《詩》、定《書》、論《禮》、正《樂》、作《春秋》、贊《易》道,而六經之道燦然大備矣。
其刪《詩》三百也，孔子皆弦歌之，合于雅而后取也。
（“仲尼”式古琴）
三、借琴詠志：政局得失的一面鏡子
走過先秦烽煙，行至漢代，隨著儒家思想被確定為主流，琴文化亦步入了一個集大成者的時代。
文壇上誕生了與琴有關的文章，現存的有西漢劉向的《說苑·琴錄》，揚雄的《琴清英》，東漢蔡邕的《琴操》，都是介紹收集琴與琴曲的專著古琴五弦對應的五音，成文琴指法樂譜也是形成于這一時期。
時至政局動蕩的魏晉，琴在教化民眾的基礎之上又新增添了代主人發聲的功能。
為避政壇黑暗，有識之士多結伴優游于山水竹林之間，這一時期的古琴與玄談、詩文一起，成為了名士發陳情的渠道。
在殺身陰影的籠罩之下，文人們被逼三緘其口，只能借助藝術來隱晦的抒發胸臆。
勇敢如嵇康，敢于在刑場上借一曲《廣陵散》向民眾傳達不畏強權的精神，狂狷如阮籍，也只能作一曲《酒狂》來抒發自己只求老死山林，樂酒忘憂的情致。
及至隋唐，隨著政局的清明，琴文化又一次迎來了發展高峰期。
除文字外，琴亦成為了文人墨客們忠實的伙伴。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韓愈都同時兼備了琴人的身份。
到了兩宋古琴五弦對應的五音，由于帝王們大都以琴為好，極大推動了琴文化的發展，這一時期的琴延續了先代載道詠志的功用，并且在此基礎上回歸了樂器的本真。
諸多名曲與名家爭先涌現，中國古琴的第一個流派 “浙派”亦隨之成型。
元代時期，古琴在民間仍有流傳，但不及前朝興盛。隨后的明代則是以造琴之多而聞名，琴作為樂器，樂聲漸弱，“器”的作用被凸顯出來。
此時聞名于世的斫琴名家有寧王、衡王、益王、潞王。相傳潞王一人就制作了古琴五百多張，足見造琴之風的興盛。
而清代琴人則多以刊印琴譜風行而名。現存的第一部減字譜《神奇秘譜》便誕生這一時期。其中收錄了眾多名家的古曲，成就了琴文化在古代歷史中的最后一次輝煌。
鴉片戰爭的炮火過后，國家積弱積貧，古琴藝術也逐漸衰落，直到現代才有所復蘇。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琴文化的興盛與衰落似乎總與國運相關聯，卻又獨立于時局之外。
無論是治世還是亂世，琴都與人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被賦予的品格與功用也早已超過單純審美與娛樂范疇，得以在歷史洪流中發揮出自身的獨特功用。
民智初開時，它是圣人教化民眾的教具，是哲思與學術理念的載體，海清河晏時它協助世人歌詠太平，陷落亂世，它亦可成為名士們最后的寄托。
此三者合一，替它贏得了“君子之器”的美譽，也使其越過其余“七雅”，成為了無數人心中最崇高且無可替代的雅事。
參考文獻：
1. 《琴史》宋·朱長文
2. 《論語》
3. 《黃帝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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